为汽车违章“代办”！“十年磨一剑”办理全国

据了解，当年唐启升最初的进修学习不是很顺利。因为进修受挪威开发合作署的全额资助，学习安排的话语权便在对方手中。唐启升希望为解除“困惑”而重点学习，但挪威海洋研究所的专家却希望他“全面学习”。不得已，唐启升有了两套学习计划，一套是挪威专家提出的提纲式学习计划，一套是他自己重点关注的学习内容。在有限的时间里，他付出了双倍的努力，重点学习当时欧洲专家正在探讨的多种类渔业资源评估与模型以及渔业管理的新方法、新技术。

　　至今，唐启升都还记得自己在挪威学习时遇到的几个小插曲。一件事是他跟随挪威海洋所参与巴伦支海蓝牙鳕资源调查，发现他们还在用人工和计算器进行计算，便一边学习声学资源评估方法，一边自己进行计算机编程，快速计算出了蓝牙鳕数量和分布的评估结果。调查结束后，航次首席通过挪威电台直接播报了这些结果，而唐启升也从大家眼中的“中国学生”变成了“中国数学家”。

　　另一件事，就是著名渔业声学技术与评估专家欧德·拿根对他的态度转变。刚到挪威海洋所时，当别人向拿根介绍唐启升，拿根并不怎么搭理。“我明白，人家的态度是源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成为我学习的动力。”而后，唐启升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拿根的一个参数假设不合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和坚持，最终拿根“败下阵来”，也不由得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某日，两人一同下楼，到了大门口，竟互相谦让起来，唐说：“您是先生，您先请！”而拿根则谦和地表示：“不，您是客人，您先请！”，两人会意的一笑，一起走出了大门。

　　1982年，唐启升转赴美国学习途中希望顺访欧洲渔业研究机构，得到了挪威海洋所副所长欧勒J·欧斯特维德特的全力支持。尽管欧勒想方设法帮唐启升筹集了3天的差旅费，但唐启升却省吃俭用，苦苦支撑了10天。“很辛苦，但却有巨大的收获。”唐启升告诉记者，他先后访问了丹麦渔业研究所（现为国家水生资源研究所）、德国联邦渔业研究中心、荷兰渔业研究所（现为荷兰瓦格宁根海洋资源与生态系统研究所）等，并由此受到启发，开始走向海洋生态系统研究。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进修期间，唐启升从梭子蟹种群数量与环境关系入手，成功地将环境影响因素添加到亲体与补充量关系研究当中，发表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和索引。这是世界上首次将环境影响因素嵌入渔业种群动态理论模型中。值得一提的是，该理论模型至今也并未有更大的突破。2001年，唐启升在韩国参加一个中日韩三方学术会议，一名日本东京水产大学的年轻人突然走过来向唐启升深鞠一躬：“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按照您的理论模式做的，谢谢您！”

　　据唐启升回忆，在美国进修后期，他曾静下心来，总结绕地球一圈的学习研究结果，“那时，我意识到海洋生态系统研究将是渔业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重要的发展方向。因此，在1984年回国后，我便立项开展黄海渔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并在1985-1986年实施了海上调查，从此也开启了我的大海洋之梦。”

　　唐启升为我国渔业科学与海洋科学多学科交叉，以及生态系统水平海洋管理基础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突出贡献。因为他的努力，促成了由全球环境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减轻黄海大海洋生态系环境压力”项目的立项与实施；也是在他的努力下，确定了中国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以近海陆架为主等与国际计划有所不同的发展思路；他还前瞻性地促成养殖容量研究与示范在我国沿海各地迅速展开……

　　然而，年过古稀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的唐启升，有种“好汉不提当年勇”的豪迈，他不愿过多提起曾经的成就，在他看来，所有这些一步步走过的脚印，是他从一名单纯的科技工作者走向战略科学家的“积蓄”，为海洋强国建设出谋划策，才是他作为一名海洋科学家的终极使命。

　　2001年，唐启升与赵法箴院士一起，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写了一封信，建议“加强海洋渔业资源调查和渔业管理”。在信中，他们详细陈述了我国渔业资源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新的国际海洋制度实施后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要进行渔业调查。可渔业调查的手段在哪里？当时全国只有一艘渔业科学调查船（北斗号），我们的资料积累太少，无法为‘限额捕捞’的国家目标提供足够的科学依据。”唐启升说，他们的建议被批转给农业部、国家海洋局、发改委、外交部等部门，此后迅速层层落实。其最直接的效果是“南锋号”渔业科学调查船问世，这条船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的首航，为“科技兴海”“渔权即海权”战略的实施作出了贡献

　　此后，唐启升的“谏言”声声入耳，都是围绕着从“大海洋”中获取更多的优质蛋白和食物。例如2002年他和朱作言、管华诗、赵法箴等18位专家（其中院士12名）一起，提出了《尽快制订国家行动计划，切实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有效遏制水域生态荒漠化》的建议，由此推动我国第一个生物资源养护行动实施计划——《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的出台。人们如今所津津乐道的增殖放流、海洋牧场、设置濒危物种保护区等重大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措施，皆由此起步。

　　几次成功谏言，让唐启升的战略研究进入了“国家视线年，国务院启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战略研究，他被科技部聘为“能源、资源与海洋”和“农业”两个专题组的研究骨干，主持海洋生物资源科技发展战略研讨，提出了“蓝色海洋食物计划”，既要保障从海洋中获取食物的安全性，又要解决海洋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与水产品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耕海牧渔”的理念由此日渐清晰。

　　“我每做一件事，都要花大约十年的工夫。”在唐启升的科学生涯当中，“十年磨一剑”是种再寻常不过的状态。比如看似简单的“海洋生物资源”的定义，他从着手定义到进行战略研究再到最终形成文字，就整整跨越了十个年头。因此，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海洋战略计划的提议和推动，更是每一项都凝聚着他毕生的心血，牵动着他永不停歇的步伐。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战略咨询研究，唐启升代表工程院屡屡向国家提出了极具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建议报告，先后推动提出7项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议，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在“中国海洋工程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调研基础上，宋健、周济、潘云鹤、唐启升等27名院士又联名提出了“把海洋渔业提升为战略产业和加快推进渔业装备升级更新”的建议。这份集体智慧的结晶，切中我国渔业发展中船型杂乱、装备落后、能耗较高等突出要害问题，指出了发展海洋渔业战略产业的机遇所在。“工程院特别重视这件事，我们的初稿出来之后，宋健老院长亲自执笔修改就达73处。”唐启升回忆。建议受到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国家斥资百亿元升级更新渔业装备，支持力度堪称近年来最大手笔，同时还促进了国务院第一个海洋渔业文件《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

　　自2009年以来，唐启升以中国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组织了多项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课题和重点项目。“我做这些咨询研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认为水产养殖是海洋生态系统食物产出的重要出口。”唐启升告诉记者，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水产养殖将在现代渔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也是通过干预水域自然生态系统在提升食物供给功能方面获得极大成功的国家，并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而他现在正在积极推进的事业，就是“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说起水产养殖，不少人会想到“污染”二字。唐启升却拿出了一堆科学数据，十分笃定地告诉记者，投放饵料才会造成养殖污染，但在全国海水养殖当中，占总产量83%的贝藻类养殖根本不需要投饵，只有占产量15%的虾类、鱼类养殖需要投饵。实际上，在全部海洋污染物来源当中，水产养殖占比不超过5%。他以荣成桑沟湾为例，这个占地100多平方公里的养殖区已经从事水产养殖业30多年，现在的水质经检测属于一类水质。“人们的错觉只是因为看到养殖区水面上漂浮了海带等藻类，但那怎么能算是污染呢？”唐启升说，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为水产养殖“正名”，因为贝藻养殖具有显著的碳汇效应，海水、淡水养殖每年总共能减排二氧化碳达300多万吨，还大量使用水体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中国特色的水产养殖不仅有重要的食物供给功能，还具有显著的生态服务及文化服务功能。

　　今年，在工程院徐匡迪老院长支持下，唐启升和院士专家们又提出《关于促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建议》，提出让养殖区保持合理的养殖密度、鼓励发展符合不同水域生态系统特点的养殖生产新模式、鼓励深水网箱发展等绿色低碳的“碳汇渔业”发展新理念。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耕海牧渔’者，与海洋打交道50余载，看过‘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时间长了，对大海的情怀已融于其中。”唐启升满怀深情地感叹，振兴海洋，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造福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决策，“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宏大叙事’的中国梦，也是我‘具体而微’的大海洋之梦。我相信，大海洋之梦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